398期 新周刊

专访钟飙

威尼斯舞台上演中国剧情


孙琳琳

 

艺术家钟飙举办了他在威尼斯的第一个个展“幻真的宇宙”,这是中国人在威尼斯举办的展览之中,视觉呈现最特别的一个。

“幻真的宇宙”展场在主岛圣玛利亚教堂,天上一个球幕是香格里拉的天空,地上一个投影播放星际穿梭的幻境,82幅画用钢丝悬吊在半空,两侧各有一幅3.5米高、9米长的素描《显形》,教堂天顶原有的68幅圣贤肖像则是来自时空另一端的信息。

这是20136月,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刚刚开幕,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飞来威尼斯,随着公交船在运河上颠簸,从一个艺术家的脑海赶往另一个艺术家的脑海。

圣玛利亚教堂就在Zattere码头边。从这里沿着河岸一直走,可以遇到皮诺的展、古根海姆的展、平丘克未来世代的展,和“幻真的宇宙”一样,这些展览叫不同人看来有不同的好处与坏处,但他们与主题馆和国家馆一道,共构了这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万千气象。

开幕那天晚上来了500多人,钟飙穿着灰丝绒礼服,穿梭在金发碧眼中间,看上去既老练又天真。在这个时刻,所有的不眠之夜和焦虑担忧都转化为光鲜的话题。“回头看这事儿太不可能了,愿望的力量真的太强了。”钟飙说。

隔壁克罗地亚国家馆的工作人员也来蹭饭,见了钟飙开心地碰杯:“我们是好邻居!”美联社记者丹尼尔·瓦格纳在Facebook上写下他的感受:“这是我看到的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最美丽、最有创意的布展。”

《新周刊》 目前展览收到的反馈如何?

钟飙:七八月是威尼斯的旅游旺季,我们在意大利请的人说每天都有很好的反应。现在他们也把留言本放到场地外光线好的地方收集反馈,外国人写得都挺认真的,将来会汇总起来。

《新周刊》:说说这次展览的实施经过。

钟飙: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实体展览,中间有很多不可控的成分。

展场的空间使用是我想出来的,当时还有很多想法,包括用威尼斯的玻璃做成海浪。刚开始有点儿像做加法,加到不能再加的时候开始做减法,越来越干净。

布展中途有几次都觉得完全做不成了,因为要挂画上去必须要高空作业执照,我带过去的工人要申请这个执照时间是不够的。所以那位高空作业的意大利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来之前不断有信息过来,说意大利人到时间就下班,事到临头还加钱,把他们妖魔化了,但我们这次恰恰遇到的都是正能量,报价出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。

我们的合作方贝伦戈工作室找到翻修圣玛利亚教堂的建筑师来施工,他看了方案之后特别激动,他喜爱这个东西,大家心就向一处想。

《新周刊》:与在国内相比,在威尼斯做展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钟飙:欧洲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更深。他们的艺术土壤更好,很多东西就不用解释了。在国内办展览,专业领域的常识还要去说,在欧洲就直接进入下一个层面了。

《新周刊》:展览你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?

钟飙:这个展览最出色的是视觉呈现,观念不是提出来就行的,观众不是来接受说教的,他们要在体验中理解一个展览。

《新周刊》:有什么遗憾吗?

钟飙:国内没有威尼斯那么细的钢丝,但是在威尼斯买会比国内贵十几倍,为了省钱我们就买了粗一点的带过去。吊装之后还是看得出太粗了,不该省那个钱。

《新周刊》:这次威尼斯办展后,你个人有什么收获?

钟飙:我平时喜欢琢磨一些事,这些都是日常修炼,这些日常修炼特别需要装到一个容器里去。人生就是一个剪切、粘贴的过程,完成了就必须转到另一个文件夹里。完成这个展就像看着进度条完成时的那个爽劲儿,感到生命很大一段就装进去了,而且装得比较完整。

我原先也有很多大的项目最后夭折了,这种夭折多了人生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一步踩实,能量就收住了。

《新周刊》:你第一次造访威尼斯是在什么时候?说说当时的经历和观感。

钟飙:第一次去威尼斯是2001年,看威尼斯双年展。那是我第一次到欧洲,有特别奇怪的感觉。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中国和国外的差异是非常大的,但中国的方向是对着西方的方向去的,所以到了欧洲觉得特别亲切,看到了我们未来生活的图景,那就是我们要的感觉。

《新周刊》:你怎么看西方主流艺术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?

钟飙: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,如果西风压过来,它一定是聚集了优势能量。优势把弱势覆盖了,然后这边又上升,形成一种新的能量,这些全都是自然现象,没有好坏之分。更重要的是掌握能量聚散的规律,顺应规律优化自己。

《新周刊》:你怎么看中国艺术家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亮相?

钟飙: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,所以才会去梳理这次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到威尼斯参展。但是一旦到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环境之中,没有人会去区分哪个是中国人,大家看的是哪个是有意思的展览。简历是自然留下的痕迹,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痕迹去做艺术的。

《新周刊》:因为几个行为表演,有人说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又丢人了,你怎么看?

钟飙:中国人敏感惯了,这些都很正常。国内还是有个面子观,谁谁谁又给我丢脸了。太讲面子缘于不自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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